女企业家维权22年，考量地方政府信用
——四川省成都市政府部门涉嫌土地“一女二嫁”？
杨淑玉，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名女企业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面对风起云涌的市场经济大潮，杨淑玉以她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积极促进和搭建起当地的对外招商引资平台，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国家和省、市媒体对此多有报道。
经济日报出版社于1991年8月出版的《奋进中的四川企业》登载的文章《积极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报道了她的事迹。 1990年3月1日，金华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淑玉作为乙方、原成都市金牛区石羊场乡人民政府企业办公室作为甲方签订《关于联办石羊竹制品厂、石羊食品厂、石羊通阳五金经营部、石羊工艺制品厂的协议书》。 《协议书》载明：1.石羊竹制品厂、石羊食品厂、石羊通阳五金经营部、石羊工艺制品厂为金华公司独资兴办、独资经营。2.石羊乡企办须在1990年12月中旬将50亩土地交给金华公司使用，并负责在1991年按照国家政策办理完所需各种土地证、产权手续和其他有关的一切手续交给金华公司； 然而，就是这50亩土地，让她在经历一番人生大起大落之后，在古稀之年又走上了一条漫长的诉讼之路。 一、案件回放 1990年3月1日，金华公司作为乙方、原成都市金牛区石羊场乡人民政府企业办公室作为甲方（即协议上载明的石羊场乡企办公室、现归属于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羊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石羊乡企办）签订《关于联办石羊竹制品厂、石羊食品厂、石羊通阳五金经营部、石羊工艺制品厂的协议书》（以下仍简称《90年协议书》）。 金华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淑玉和原石羊乡企办及其当时的负责人黄兴浩（根据成都市青羊公证处于1992年11月12日出具的（92）成青证字第1050号《公证书》载明的内容显示，黄兴浩系当时石羊乡企办负责人）、原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原成都市武侯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原成都市金牛区石羊场乡土地农房管理委员会、原成都市金牛区石羊场乡人民政府均在该协议上共同签章确认。 《90年协议书》载明： 1.石羊竹制品厂、石羊食品厂、石羊通阳五金经营部、石羊工艺制品厂为金华公司独资兴办、独资经营，同时接受石羊乡企办管理的联办企业。石羊乡企办不参与金华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也无权干涉金华公司的正常工作； 2.石羊乡企办须在1990年12月中旬将50亩土地交给金华公司使用，并负责在1991年按照国家政策办理完所需各种土地证、产权手续和其他有关的一切手续交给金华公司； 3.金华公司收到土地后，石羊乡企办不能收回，也不得以任何借口增加各种费用。金华公司享有土地永久使用权，并享有地面设施所有权（包括房屋产权及房屋设施），水电等属于金华公司财产； 4.金华公司接受土地后，每亩按4万元付给甲方（其中土地补偿费2.5万元、办理占用土地税费1.5万元），先付50万元土地补偿费，75万元土地占用税费。待1991年石羊乡企办按照金华公司要求办理完各种 土地手续，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保证金华公司正常使用土地后，再付给75万元，合计人民币200万元）； 《90年协议书》于1992年11月12日经成都市青羊区公证处以（92）成青证字第1050号《公证书》予以公证。 1991年6月15日，成都市国土局向金华公司填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凭证》，该凭证编号仍旧为“国用申登（91）字第19号”，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成都金华商业有限公司”，土地地址在“石羊乡庆云村二组”，土地用途为“办公、住宅、商业用房”，批准使用期限为“长期”，用地面积共计34280平方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杨淑玉和她的伙伴把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的时候，1994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当她重新回归社会的时候，已经是十五年之后的2009年。这期间，她苦心经营的几家企业和这块土地早已“物是人非”了！为了偿还债务，金华公司不得已将土地以及地上物转卖与成都的日月公司。 1995年10月16日，金华公司（并代表成都金弘公司竹制品厂）作为乙方，日月公司作为甲方，石羊乡企办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95年协议书》）。 内容如下： “乙丙双方于一九九零年三月一日签订的《关于联办石羊竹制品厂、石羊食品厂、石羊通阳五金经营部、石羊工艺制品厂的协议书》（下称‘原协议书’），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川高法执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为合法有效，并作为人民法院变卖处理和确定甲方购买该厂财产的唯一依据。乙丙双方凡与‘原协议书’不符的相关协议及约定，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均自动失效。鉴于乙方的财产（‘原协议书’中的责权利）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变卖执行，所以，本协议书的最终实施，均应以省高院的裁定为准，作为省高院裁定实施的细则。 一、依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川高法执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甲方出资人民币四百七十万元（470万元），买取‘原协议书’中乙方的一切责权利，其中包括已投入的50亩土地的补偿费及土地占用税费人民币二百万元（200万元），50亩土地的长期使用权，10000多平方米房屋建筑、水电设施、门庭、道路等财产的所有权； 二、甲方从付足人民币肆佰柒拾万元（470万元）之日起，对乙方上述财产具有‘原协议书’规定的一切使用权、经营权及所有权； 六、违约责任，凡违反本协议书各条款，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无条件从违约之日起赔偿守约方人民币伍佰万元（500万元）。如无力支付现金，则以相应财产抵押赔偿； 于《95年协议书》尾部载有金华公司和四川金弘竹制品厂、日月公司、石羊乡企办四个单位的签章，金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淑玉的丈夫马文云、日月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孙大国在该协议上签字。 《95年协议书》签订后，1995年11月21日，日月公司通过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向金华公司指定代收人成都市金牛区环城典当商行转账支付100万元。1995年12月21日，日月公司通过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向金华 公司指定代收人成都市金牛区环城典当商行支付50万元，合计支付150万元。金华公司自认收到日月公司的转让款150万元。 1995年10月左右，金华公司退出了案涉土地，由日月公司进驻案涉土地，在原有土地上重新拆建厂房并进行生产、经营。 《95年协议书》第二项明确写明：甲方从付足人民币肆佰柒拾万元（470万元）之日起，对乙方上述财产具有‘原协议书’规定的一切使用权、经营权及所有权。 但是，金华公司的代收人只收到150万元，余下的320万元直到22年后的今天，日月公司依旧没有履行协议的约定。 因此，2009年，当杨淑玉重新回归社会后就走上了维护自己权益的上访和诉讼之路。 二、杨淑玉：金华公司缴土地费、税以及建设投入共计2000多万元。 据法院审理查明，金华公司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为取得案涉土地的合法产权做了大量前期投入和努力，金华公司能提交证据证明的1990年4月5日至1993年8月13日间共计向不同部门缴纳需安置农民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土地税费等费用共计5060333元（部分）。 具体如下： 1.1990年4月5日-21日，证人陈开良向金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淑玉出具的收条，称收到杨淑玉拆迁补偿农民费用150万元（三次现金交来）； 2.1990年4月21日，证人陈开良向金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淑玉出具的《收条》，称收到杨淑玉交来10万元（现金）； 3.1990年8月24日，金华公司通过成都市职工信用社向石羊乡企办转款17万元； 4.1991年1月18日，不详经手人向杨经理出具的《收据》，称收到其缴纳的土地附着费、建筑费、代购土地税费等，共计82万元； 5.1991年8月15日，石羊乡企办向金华公司出具《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收据》，称收到金华公司缴纳的“代办前期工程土地费27万元”； 6.1991年8月15日，石羊乡企办向金华公司出具《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收据》，称收到金华公司缴纳“代办前期工程建筑配套税23万元”； 7.1991年8月17日，金华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成都市外北分理处向石羊乡企办转款50万元，用途或预算科目处标注为“土地费”； 8.1991年10月1日，案外人黄兴浩向金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淑玉出具的收条，称收到杨淑玉80万元补偿费； 9.1992年11月6日，金华公司通过城市信用合作社向成都市地籍事务部（现为成都市国土规划地籍事务中心）转账89333元，备注栏标注为“付地籍费”； 10.1993年8月13日，金弘公司通过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向石羊乡企办转款581000元，用途标注为“付土地征用费”。 石羊街办和证人王有兴认可金华公司按照《90年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自身义务，按当时的国家政策完清了相关土地税费，并取得了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只是因为历史久远，第三人无法提供准确完整的票据予以核对。证人陈开良亦证明金华公司为取得案涉土地向庆云村二组支付完毕农民补偿费用。 金华公司于1990年8月31日至1994年1月10日期间为在案涉土地上修建建筑物付出一定努力，并支付了相关修建和运营费用，但因历史原因，金华公司无法提交所有票据原件，故有证据证明的修建费用具体如下，共计约418718.37元。 三、日月公司在该地块向政府上缴约800万元。 引起金华和日月两家公司发生争议的地块，被成都高新区新园南三路分成两块。一块是86号，另一块是133号。 法院审理查明：就现地址位于成都高新区新园南三路86号土地，日月公司根据《成都新加坡工业园用地协议》和《成都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成国土高字（2002）出让合同第11号）的约定以成都水表厂的名义分别于： 2001年2月20日和2001年2月28日向成都新加坡工业园管理办公室缴纳了征地费100万元和170万元； 于2002年1月22日以成都水表厂的名义分别向成都市统征办缴纳了统筹费4.5万元、向成都市国土局缴纳了耕地开垦费69万元； 于2002年7月2日以成都日月加油机厂的名义向成都高新区国土局缴纳了土地管理费4万元； 于2002年7月4日以日月公司名义（成都水表厂）向成都高新区地税局综合处缴纳了土地契税135000元； 于2003年4月8日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缴纳土地出让金1064970元。上述费用共计4674970元； 就位于成都高新区新园南三路133号土地，日月公司根据协议编号为（2003）058号《用地协议》的约定： 于2003年11月3日向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缴纳土地出让金1416000元，成都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03年11月10日出具《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予以确认； 于2005年12月9日向成都高新区财政局缴纳土地出让金100万元，成都高新区财政局于2006年6月2日出具《四川省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予以确认； 于2006年12月11日向成都高新区财政局缴纳土地出让金88.8万元，成都高新区财政局于2006年12月14日出具《四川省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予以确认。上述费用共计3304000元。 两地块合计，日月公司共计缴纳约800万元。 在两家公司签订《95年协议书》15年后，2010年5月28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向日月公司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成高国用（2010）第4403号】，载明如下“坐落：成都高新区新园南三路；地号：GX3-2-52；图号：5-34；地类（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52年05月31日；使用权面积：18723.33㎡”。 日月公司实际占有、使用和出租的土地分为两块，两块土地之间由成都高新区新园南三路隔断， 其中一块土地位于成都高新区新园南三路86号，系上述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18723.3平方米土地，由日月公司出租给成都机场保时捷中心在实际使用； 另一块土地位于成都高新区新园南三路133号，系13986.67平方米净建设用地和3493.34平方米代征地，该块土地目前基于占转征历史遗留问题，日月公司正处于《国有土地使用证》申办过程中，并由日月公司出租给成都三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三和旧车服务有限公司在实际使用。 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成民终字第1546号，记者通过走访当事人杨淑玉以及成都日月公司、高新区国土资源局，逐渐理清了案件的脉络： 金华和日月两家公司发生争议的地块位于成都高新区新园南三路86号和133号，共计50亩。 根据两家签署《95年协议书》日月公司应付金华公司470万元转让土地及附着物等各项权益的费用，但日月公司当年支付给金华公司仅有150万元，余下的320万不再给付。金华公司因其违约，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裁决《95年协议书》无效。 而同一块土地，金华和日月两家公司都向政府有关部门支付了巨额资金。但是，当年由于历史原因，金华公司没有取得土地使用证，而日月公司在15年后的2010年仅仅取得了高新区新园南三路86号（30亩）的土地使用证。 同一地块，两家交钱，成都市政府部门是否存在“一女二嫁”的嫌疑？ 1990年，杨淑玉依法缴纳相关费用后，取得这块土地。经过公证，同时也得到了两级政府部门的认可。 那么，成都市政府部门在双方签订95协议后，一方不履行协议，一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15年后办理部分土地使用证，是否合法合规？ 2010年，金华公司法人代表杨淑玉正在维权。成都国土部门没有取得金华公司的企业工商执照、法人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土地使用权转让金缴讫凭证等相关证件的情况下，如何给日月公司办理的土地使用证？ 对此，本网将继续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