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中国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右侧显示：截至2017年7月9日，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 291624人，实现捐献12486例，捐献器官34393 个(心肝肺肾等大器官的捐献完成案例数——记者注)。在王伟看来，每增加一个数字，那些曾和他一样、被器官功能衰竭威胁的人，就多了一些改变命运、甚至起死回生的希望。

　　7月18日，王伟牵头联系了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的见证下，他的4个骑行好友金光明、陈晓星、原军、王晓明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填写了自己的信息资料并签名，承诺在逝世后无偿捐献器官，用于救治器官衰竭的患者。

　　“那天他在群里呼吁捐献的事儿，出于对他的鼓励，我决定签字。”王晓明说，王伟总是不厌其烦地宣传器官捐献，“积极而且几乎忘我”，这种状态让他感动。

　　金光明也把自己登记捐献归功于王伟，“他一个人骑行到北京并折返回家，我做不到。他就是凭着宣传器官捐献的信念坚持下来的。”对于王伟，他打心眼儿里佩服。

　　“我是一名器官捐献公益宣传员。”45岁的王伟喜欢用这个身份定位自己。朋友们用行动来支持器官捐献，王伟觉得，这是朋友对他“身份”的认可。

　　5月19日，王伟穿上胸前印有“器官捐献”字眼的骑行服、戴着骑行头盔，骑着山地车从甘谷县出发。他希望通过骑行的方式，沿途宣传器官捐献知识。

　　历经20天，他抵达千里之外的北京。6月11日，在第六届中国移植运动会上，王伟以骑行方式进入北京大学体育场，插在车后的旗子迎风飘扬，旗子上“器官捐献 大爱无边”几个字成为现场的焦点。

　　“能执着地多年宣传器官捐献，倡导新生命新生活，是常人做不到的，他是‘移植人’的榜样！”中国器官移植网主编饶晓斌说。

　　王伟以“天堂鸟”的网名，经常在中国器官移植网上发布器官捐献知识，以及自己在骑行宣传中的经历。在移植运动会上，王伟被聘为器官捐献宣讲活动爱心宣传大使。

　　来自全国27支省(区、市)代表队的400多位“移友(接受过器官移植手术者互称——记者注)”参加了这个专为移植人群举办的运动会，王伟参与了乒乓球、铅球两项比赛，对于比赛成绩，王伟并不在意。

　　曾经因为器官功能衰竭，很多“移友”的生活半径被限制在一张病床。如今，在赛场上，他们生龙活虎地展示着自己的体能，看起来与健康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看到你们移植术后那么健康，我很心安。”在移植运动会上，器官移植受益人向器官捐献者家属献花致谢环节，当器官捐献者家属代表叶先生握着王伟的手，哽咽着说出这句话时，王伟泪流满面，在他心里，这是一份“外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感情”。

　　“想到他们是怎样克服了情感障碍作出捐献器官的决定，我一路骑行而来的那份骄傲在这份大爱前，立马化为了尘土。”

　　正是这份被他视为“需要仰视”的大爱，让他在9年前死而复生。

　　2008年7月，王伟因为肝硬化需要做肝移植手术，从网上多次查询比对后，他选择了天津市一家医院。住院之后，他一边做治疗，一边焦急地等待肝源。“漫长的煎熬”，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语气低沉，拉长了音调。

　　能否获得配型合适的肝源牵动着病房所有人的心。得知某个病友马上要做移植手术的时候，病房里一阵骚动，喜悦、祝福、羡慕、焦虑、担心、期盼，各种情绪掺杂。“也有意外取消手术的，大家的心情跌宕起伏”。

　　3个多月后，医生突然通知王伟准备手术。“毫不夸张，欣喜万分！”手术很顺利，他30天后出院。术后早期要频繁复查，并在医生监控下调整药物，他在医院旁租房过了新年。第二年，他的身体出现了指标波动和并发症，他听从医生建议，在用药的同时，开始做有氧运动。他尝试过散步、跑步、爬山、打球等多项运动，后来喜欢上了骑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骑行到一个地方，当我扎帐篷的时候，我觉得很接地气，我能听到每只小虫的低声吟唱，也能看到每棵小草的蓬勃向上。”重生的王伟对生命力的感知格外敏锐。

　　像王伟这样的“幸运儿”只是少数，更多的患者在焦急和苦苦等待中离开了世界。据统计，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名器官衰竭患者，有30万人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而每年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器官短缺依旧是制约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国，器官捐赠实行“双盲原则”，捐赠和受赠双方并不知晓对方的信息。这样做一是为了杜绝人体器官的买卖行为；二是为了保护捐赠者和受捐者双方，避免因捐赠受到不必要的压力和骚扰，这也是国际上被证实的必须坚持的原则。

　　正因如此，王伟并不知道自己受恩于谁，但他会悄悄想起那个捐献肝脏的人。“受恩于此，我能不能回馈于此？”他从网上了解到，只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且自愿捐献器官，就可以签捐献协议。“庆幸重生之后，我得珍惜每一寸光阴，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王伟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上郑重地签了器官捐献协议。

　　随着他身体状况越来越好，骑行渐渐地向更远的地方延伸。“路况较好的情况下，我每天能骑100公里左右，这个成绩，正常人能达到的都不算太多吧？”王伟有些自豪。

　　骑行歇脚的时候，他和别人聊起自己的经历，很多人表示之前没听说过器官捐献。他萌生了向更多人宣传“器官捐献”知识的想法，每次骑行他都带上一摞自己撰写设计的器官捐献宣传单。

　　骑行休息的时候，有路人经过，王伟赶紧把宣传单递过去，“器官捐献，您了解一下！”刚开口，人都被吓跑了。有人接过宣传单，没看几秒钟就扔了，撂下一句“毛骨悚然”转身就走。他也不生气，一般人都忌讳谈跟“死”有关的话题，他能够理解，“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多次受阻后，他调整了自己的引导方式。

　　“来来来，了解一下医学常识！”等路人走近了，他指着一蓝一红两个心形图案组合起来的一个爱心形logo问：“您认识这个图标吗？”得到否定的答案，他马上趁热打铁：“让您增加一个知识点！器质性病变是无法用药物医治的，那怎么办呢，有个医疗途径可以根治，那就是换！或者移植，您想想，移植物从哪儿来呢？”就这么循序渐进地，有的路人不知不觉就上了“套”。

　　有一次，碰上3个骑行的台湾青年，对器官捐献知识有些了解。临走时，他们特意与他合了影，在旗子上留下了繁体字签名表示支持。

　　时间长了，他对目标人群也有了初步的判断：年轻人、城市的、教育程度高的一般更容易接受新观念，“所以，我这个‘器官捐献宣传员’得从城市包围农村。”他开玩笑说。

　　在一次环青海湖骑行宣传中，途经橡皮山，他向一家旅店的藏族老板讲起了器官捐献的事情。老板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回复“这很好嘛，自己去世不用这些器官了，还可以救人”，随后就让他的儿子在上面签名表示支持。

　　他想方设法加快进度。一些店铺搞促销活动，他“全副武装”赶过去发宣传单。再熟一点的，他就让人家举着写有“器官捐献，大爱无边”的纸牌子拍照，经同意后发到朋友圈宣传。“球友、骑友、书友、诗友这些都可以联合起来做活动啊。”他越做思路越开阔。宣传移植的二维码，也被他贴到商铺、饭店桌子、甚至自己的喝水杯上，随处做“广告”。

　　在宣传经验和技巧上有了积累后，他的骑行装备也“鸟枪换炮”，趋于专业。修车工具、山地车内外胎备胎、帐篷，王伟特意提到了头盔，“一定要戴，安全第一！”事关生命的一些细节，他尤其在意。

　　此次北京之行，他在网上发起众筹，17天后，数目就已经达到7074元。在每份支持的留言下面，王伟都一一回复，感谢大家对器官捐献宣传的支持。

　　沿路宣传，他结交了很多“同道中人”。总有些“肝友”赶来助阵，或请他到家中休息，“都有重生后的喜悦，大家很容易走到一起，互相鼓励，互相照顾”。

　　王伟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移友”。“定时复查、按时用药、规律生活有氧运动，是我总结的术后恢复‘三驾马车’”。

　　有的“移友”向他请教术后运动量，他会强调，运动要根据自身的情况，一定要循序渐进，体能和耐力才能逐步达到健康人的水平。

　　6年来，他的行程跨越7个省市，已超过4万公里，最长的一次历时36天，在华北地区多个城市环行， 行程累计4272公里。

　　随着宣传面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被他的行动感染，希望与他同行。去年9月，在兰州召开的西北移植捐献峰会上，他成立了10多人的骑行宣传队，在兰州各主要线路、景点、医院门口等地做宣传。

　　在天水市甘谷县，他和附近两位“肝友”(分别术后11年、8年)又组建了一个宣传小分队。成立当天，3人严肃地宣读了他起草的一份骑行宣传誓词，“最高纲领：旨在让全社会认知认可和接受器官捐献观念！最低纲领：鼓励带动所有移植术后者积极做有氧运动锻炼，恢复体能并参与宣传器官捐献宣传活动！”

　　当生命不可挽救的时候，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工作人员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从2010年至2017年，无论是器官捐献协议登记人数、器官捐献人数、捐献器官数量，都呈现阶梯增长趋势。我国的PMP(每百万人口实际器官捐献率)从2010年的0.03升至2016年的2.98，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是相差甚远。根据国际器官捐献与移植注册(IRODAT)登记的数据，西班牙PMP(2016年)为43.4， 美国PMP(2015年)为28.5。

　　现在，王伟把自己的微信头像设置成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logo，微信取名“天堂鸟”，寓意“重生”。他说，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行者。“一个旨在让全社会认知认可和接受器官捐献大爱观念的行者！”

　　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郭艳丽